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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对空间的政治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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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宁


  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也是目前对西方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方面是对“社会空间”的发现。列斐伏尔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需要通过一种包含空间成分的政治实践方式加以实现。

  一、空间的政治性

  在柏拉图看来,空间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神秘替换:“当你们用‘空间’(存在)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由此引发了亚里士多德的感慨:“空间看来乃是某种很强大又很难把捉的东西。”他们对于空间的这种认识,将空间的现实性与神秘性凸现了出来,空间是现实存在的,但同时又是一个无法直接感知的。因为一切行为都意味着“在某个场所”,人的行为毕竟是在某个空间中发生的行为,没有空间,也就是没有人的行为的发生,所以列斐伏尔说“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1](P85)。空间这个看似“自明的东西”,恰恰最是晦暗不清。但这并不能妨碍它的广泛使用,因为空间是一切实在都会与之相联的概念,只有以空间为前提才能设想任何实在物,而且任何行为都蕴含着与运动与场所的关系。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并没有像关注时间那样的如此关注空间,福柯指出,古玩里有权力,导弹里也有权力。权力无处不在,遍布于空间,存在于老生常谈中,存在于警棍和装甲车下,在具有扩散优势的“视觉”形态中,也在学校、议会等机构里,在事物之中,也在符号之中。福柯把空间、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过渡关系表述得如此明确而意义深远,“19世纪以前的西方思想史一直与时间的主题相纠缠,人们普遍迷恋历史,关注发展、危机、循环、过去、死亡等问题。而20世纪则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所经历和感觉到的时间可能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而更可能是一个个不同的空间互相缠绕而组成的网络”[2](P18)。时间的空间化促使思想家对空间问题给予系统的、哲学的研究,列斐伏尔无疑是先行者。

  列斐伏尔断言空间始终具有政治性、战略性和意识形态性,“有一种空间政治学存在,因为空间是政治的”[2](P67)。空间常常是政治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充盈着政治与意识形态、矛盾与斗争,“空间具有政治性,空间离开意识形态或政治内容就不是一种科学对象;它总是包含着政治性和策略性……空间表面上似乎是相同的,就我们所确定的其单纯形式而言完全是客观的;而它是一种社会产物。空间的生产能够与任何特殊形式机制的生产相类同”[3](P157)。社会空间作为政治空间而被概念化,国家生产了不同的等级性空间(产生于国家权力在空间中的不平衡分布),但同时根据其上下组织的中心-边缘关系而形成了次级的空间同质化。“在每个地方,人们正在发现空间关系也是社会关系。”这是发生在国际(要求新国际经济秩序)、国家(地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斗争)、城市-地区(城市的权利)、城市内部层次(城市改造)中的现实状况。列斐伏尔提出,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空间生产的具体形式--政治空间生产、社会空间生产和精神空间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因此与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相结合。列斐伏尔对这个过程中国家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说明国家具有以下任务:第一,政治空间的生产--民族(国家)疆域。政治空间并不是民族存在的结果,而是国家和民族历史结合的产物,通过国家形态,民族被界域化。第二,通过其物质设施的空间分布而实现社会空间的生产,社会空间的生产通过创造人们对所用的参照代码的基本共识而提供社会的组织结构。第三,通过国家的个人表现(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义务,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解等)而实现精神空间的产生和占有。“众所周知的空间生产观念被历史的、时态的分析所平衡,穿透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主题。”[3](P241)由于资本主义关系扩展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日益渗透到公民社会,空间走向于政治化,空间的矛盾也变成直接的政治矛盾。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有助于驱除60年代法国城市规划“中性”的空间观念,激活空间的政治性内涵[1](P59-60)。

  列斐伏尔将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扩展到对空间的分析。“因为空间是政治的而有了空间政治学。……空间不仅是发生冲突的地方,而且是斗争的目标本身。空间是一种政治和政治的生产。”[4](P181)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不是简单意味着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不是一个抽象逻辑结构,也不是既定的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而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他强调,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也一样是种需要被节俭的使用,以及谨慎的管理,来增加价值回报的手段,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非常吻合,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处在空间生产的核心。“空间的政治生产被中心国家的权力所控制。……资本主义抓住整个空间。……被物质形塑的空间因而不是被动的,而是这些物质力量动作的条件。……因此理解在国家与空间之间起作用的权力关系是根本性的。生产关系,不仅是生产工具的再生产不仅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中,而且在作为整体的空间中。”[4](P238)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具有政治意涵,空间再现是伴随着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之霸权而兴起的,而再现空间既是被取代与压抑的部分,也是未来革命潜能之所系。“政治权力支配或寻求支配空间;纪念碑、广场的重要性被城镇公民论说,他们以非政治的态度来处理空间,……不像宇宙和教堂有政治意义和目的。……于是公共空间,再现的空间自发地成为散步、相遇、交易和谈判的地方--它戏剧化自身。”[5](P96)空间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由此可能出现所谓资本主义空间与社会主义空间的区分,这是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理论的进一步深化。资本主义的空间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空间的无限扩张,这种扩张的动力在于经济利益的无限扩大的内在的驱动,因此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内在驱动。由此,资本与区域国家所产生的都市化建设环境与组织机构,把空间塑造为社会的“第二自然”,而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空间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与相互交织。在全球范围、国家范围、都市范围中,资本主义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空间的区域化、非区域化以及重新区域化的过程。资本积累无休止的空间实践,如今已经渐渐成为世界的发展框架,只有将某一区域的资本主义摆在全球范围内才有可能对它充分理解。同时,对空间的重新征服和整合也已成为资本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与资本主义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空间。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空间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现实的实然存在的状态,那么社会主义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列斐伏尔通过空间生产理论所建构的一个乌托邦。

  列斐伏尔继承马克思的传统把空间理解为生产,空间不是一种纯粹的外在物质存在,也不是一种人类对世界秩序的理解,而是人的实践和创造的物质,是一个社会过程。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的定义是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这些社会需要大部分关涉到空间(住宅、家庭设备、运输与都市空间之重组等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能够有权利接近一个空间,并且拥有都市生活的权利。这种转变有赖于“公共”和“私人”的分离,也必须经历思想、想象和创造性的转变。在列斐伏尔看来,在社会主义空间中的生产,“意味着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指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1](P52)。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和社会矛盾中才能解决自己的空间矛盾,“社会主义这种社会的转变,预设了空间的拥有和集体管理,被利害相关的各方不断干预,即使他们有着多重的利益。这种取向能够克服工作空间和商品空间之间的分隔与脱离”[1](P58)。列斐伏尔不满足于资本主义空间与社会主义空间的二分,提出了所谓“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即借鉴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与社会形态理论,他将迄今为止的空间化历史过程理解为如下几个阶段:一、绝对的空间--自然状态;二、神圣的空间--埃及式的神庙与暴君统治的国家;三、历史性空间--政治国家、希腊式的城邦、罗马帝国;四、抽象空间--资本主义,财产的政治经济空间;五、矛盾性空间--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地方化意义的对立;六、差异性空间--重估差异性的与生活经验的未来空间[5]。社会主义空间与资本主义空间只是这个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中的两个必经的环节,如同它们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的两个环节一样。由此空间生产理论的构架基本完成,即以作为生产资料与消费对象的空间为基础,以空间中的阶级斗争为矛盾的主线,建立起来的一个空间的历史发展模式。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权力的逞能场所,对空间的不驯服同对空间的驯服的历史一样古老,有空间扩张就有反空间扩张。空间既是统治的手段也是抵抗的工具,空间既能生产也能消费,边缘既是镇压之地也是反抗之所。对空间的非常规使用,成为挑战社会秩序的手段。空间是在各类势力的较量中获得自己的存在的。在资本主义通过剥削空间来巩固自身时,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空间也不断扩大,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空间的不断扩大又延长了资本主义活动的时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空间变得日益政治化,对空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成了冲突的焦点。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甚至可以表现为人的心理效应而成为心理空间,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日益扩张带来的影响就是使决策中心集中的同时又产生了依附于边缘的殖民地。列斐伏尔并不认为现代社会现实是同质化的铁板一块,而是异质性的、相互冲突与矛盾的多层现实,所以社会主体便具有多种造反的可能机会、空间或缝隙。社会空间是按阶级分配的,富人占有的空间太多,穷人占有的空间太少,于是阶级斗争被铭刻在了空间之中,生存竞争意味着空间竞争,支配空间的优势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对空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争夺成了阶级斗争的焦点。列斐伏尔的将空间问题提升到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空间有来自被剥削、被压迫者反抗的烙印。列斐伏尔认为,革命只能联合发生,对这种联合进行空间化将空间问题框架引入到革命意识和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如果没有同时发生的意识上的空间革命,任何社会革命都不可能获得成功,消除空间性的神秘化会揭示一种革命性空间意识的各种潜能。列斐伏尔的最终目标是朝向一种差异的空间,朝向一种有着差异生活的空间和有着差异的生产模式。在他看来,“阶级斗争介入了空间的生产。只有阶级冲突能够阻止抽象空间蔓延全球,抹除所有的空间性差异。只有阶级行动能够制造差异,并反抗内在于经济成长的策略、逻辑与系统”[1](P50)。阶级斗争缘于对这种社会和空间的结构的两重性剥削本质的日益清楚的认识,而且阶级斗争必须以同时革新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为目标。在那些经过重构获得中心地位的边缘地带,新的机会与行动的空间产生了,这是差异所构成的空间,占据边缘地带的真实和想象的空间,将实际的空间开拓成具有彻底开放性和可能性的地方。目前发生于世界各地的民族战争、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国家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殖民地的开拓、疆域和地域的扩张、种族的倾轧、城市的扩展、农村的城市化、地方的区域化、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分离与集中,无不反映出与空间具有某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挑战空间的意义并企求推出各种新的功能和形式。边缘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冲击和挑战下,在中心国家资本主义剥削、控制方式的转换中,也找到了改变自身生产方式的契机,分割资本积累中的各要素,加以取舍,加速内部经济改造、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以谋求经济自主,走上自身的现代化道路。

  列斐伏尔认为,阶级斗争聚焦于空间的解放和重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继续生存并取得“发展”,是因为借助处处存在但问题重重的空间化过程来生产空间并占有空间,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空间的不断扩大又延长了资本主义活动的时间。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不是同质化的一个简单过程,空间在受各种流动的冲击被碎片化的同时又力图维持自己的完整性。阶级斗争可以改变空间的同质化倾向,制造出空间的差异性、独特性。如果没有对资本主义空间的抵抗和斗争,资本主义就会将空间在全球范围内同质化。如果空间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那么它也开始成为众多冲突的地方,那些受到资本主义强加的空间组织的剥削、统治和边缘化的人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资本的逻辑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具有了全球性作用,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全球产生更大的联动效应,引起更强劲的反弹,意味着也必定存在着一个社会主义空间及其生产形式,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空间扩张中更加有所作为,不断扩大反抗的空间。空间就在资本和贸易的力量下得以重新铸造和组织,空间自身的固有屏障在资本的流动下崩溃了,世界市场无非是空间障碍的消除,战争无非是空间的重新配置。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在空间的世界性转换中追求最大的利润,资本锻造的空间一直在全球发生,只不过先前是通过炮舰战舰,现在是协约,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空间主要是银行、企业、机场、商务中心等组成的巨大网络。宏观空间的范围就是世界体系、全球。在列斐伏尔看来,本土化、区域化与区域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组成越来越与全球化趋势相互缠绕、不可分割。全球化过程和世界各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互相依赖,对社会空间的各个层次都造成裂痕并使其散碎化、区别化。在这一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之一表现为社会空间在所有层面的全球化与同时发生的碎裂化的矛盾。这样,当代社会和政治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空间的审判”,也就是说,某一政治统治的生存力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生产、吸纳、组织社会空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空间变得日益政治化,对空间实行控制与反控制的争夺本身成了冲突的焦点。列斐伏尔的空间划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全球化空间、都市化空间以及国家化空间,全球化空间中的三维特征--历史性、全球性、空间性--使其充满矛盾和冲突。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开启了“人类空间”生产的可能,他似乎预见到空间的重组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掌握空间内容的具体部署和空间流动的交通技术,就能掌握空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分布态势和夺取社会的主导权。20世纪的世界历史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空间的重组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在空间等级或规模(全球范围、国家范围、都市范围)的支架上资本主义得以持续不断地进行区域化、非区域化、重新区域化的过程。一方面,全球性空间的生成意味着对差异的普遍压抑。另一方面,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不断“非区域化”的单线发展过程,世界范围并不弃绝当地范围,空间的规模或等级应该被理解成是相互矛盾的各种社会力量密切纠缠在一起的场所。全球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地区间(包括许多曾经被隔绝或边缘化的地区)更加强烈而亲密的联系,全球化创造了地方之间更大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合作。全球化是空间的不平衡发展,是资本过度积累的恶果,是当代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微妙法门,资本主义在空间等级或规模上持续不断地进行区域化。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是趋同,起整合作用,后者是逐异,起开拓作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化,所谓全球化就必然变成西方化,而惟有从全球化的角度,才能发现地域的局限性。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空间关系与全球性空间经济,通过生产空间来追逐利润,才存活到现在。资本冲破了血缘、地域、国家、民族、语言、宗教等界限,摧毁了不同地域之间的空间壁垒,具有全球化性质,赢得了极大的阶级和利润空间。

  二、列斐伏尔对空间的政治学反思与马克思的政治思想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是生产资料、政治工具,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有使用价值并能创造剩余价值,可以被消费,空间是强者的领域。空间与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消费、阶级等核心概念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构成了列斐伏尔构建空间生产理论的基石。空间作为生产资料:它与生产力、技术和知识都是相关联的,区域、国家的空间配置相当于工厂增进了机器设备一样,增进了生产力。空间还可以作为消费对象:就像工厂里的机器、设备、劳动力和原料一样,它们是生产资料,同时也是消费对象,当作生产资料来被消费,以获得产出。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被降为同质性,被分成碎片,成为权力的活动中心。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所在地,那么它也已经成了巨大对抗的场所。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和其它群体界线(如性别、族群等)以及其间的社会权力关系都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由于不同的空间承载着不同的景观、场景、物质,以及代表着特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遗迹,它又是独特的,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也是促成被消费的原因。然而生产与消费所构筑的经济领域是阶级生成与发展的现实背景,正是在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诞生构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真实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当空间的生产、消费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一旦具有了一种本质上的同构性,那么“阶级”也就逻辑的被输入到了空间领域之中,空间的政治也就相应的诞生了。列斐伏尔正是按照经典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从空间的生产推出了空间的政治学,即空间的阶级对立。随着阶级斗争介入,阶级行动可以制造差异,反抗和阻止抽象空间的蔓延并反抗内在于经济成长的策略、逻辑与系统[1](P50)。这种形式与量化的抽象空间,否定了所有差异,包括那些自然和历史以及身体的、年龄、性别、族群等的差异,因为这些因素的意蕴,正好掩盖了资本主义的运作,属于富裕与权力之中心的支配空间,不得不去形塑属于边缘的被支配的空间[1](P52)。因此,空间应该也能够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学。空间虽然表现为客观的,看来是中性的、非政治的,但就其本质来说,空间是政治性的空间,特别是城市空间强烈的表现出政治经济的痕迹,富丽堂皇的别墅和低矮破旧的贫民窟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无声的彰显了阶级的对立。空间的占有与划割就是政治经济地位的体现,继而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和社会形态。“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1](P52)

  从列斐伏尔对空间的政治学反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他与马克思政治思想的联系与差异。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的建构与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的建构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其一,从经济的对立推向政治的对立。列斐伏尔通过空间与生产资料、消费对象等概念的对应关系逻辑地推演出空间中的阶级斗争以及所谓社会主义空间与资本主义空间的存在。这种逻辑推理与马克思的逻辑框架同构。其二,列斐伏尔在社会主义空间的理论设想中,与马克思一样,将私有财产的扬弃视为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特质。其三,列斐伏尔在社会主义空间的理论设想中,凸现了“使用价值”对于“交换价值”的优先性,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继承。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的研究中通过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析,表露出了马克思本人对于使用性的人类学特质的推崇。因为“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7](P87)。所以,使用价值被排除在了商品拜物教的领域之外,而马克思的未来社会必然是一个消灭了商品拜物教的理想社会,因此,体现在使用价值中的使用,由于它没有被抽象,也就没有被拜物教化,所以必然将以优于交换的特质得以存在。马克思对于这种“使用”的优越性没有直接点明,但在列斐伏尔这里却获得了直接的彰显。其四,在政治思想上,列斐伏尔同样突出强调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这是以马克思为起点的。列斐伏尔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所导致的区域自治,也指出了区域自治的微观权力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政治多样性,这种被他称为反空间的区域自治是一种新的政治斗争形式,并没有削弱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可能性。然而,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毕竟不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的简单重复,他与马克思以及其后继者们也存在不同。其一,在众多强调宏大政治的声音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强烈的呼吁重视日常生活等微观政治对于社会发展或空间变革的意义。这是两者存在的一个根本差异。其二,列斐伏尔运用空间理论具体地论证了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实现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得以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恰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资本积累理论中最根本的东西。列斐伏尔说明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空间关系与全球空间经济,才存活到20世纪,实际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扩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传统,深化了以阶级基础的政治来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其三,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夸大了空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与意义,关注空间的政治、经济价值,忽视空间与文化的关系。空间特别是城市空间显然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的一个最为现实的切入点。其四,马克思较多看到一定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较少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更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的“自我生产”过程,忽略了空间的政治性研究。列斐伏尔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空间的政治学,并阐发了这种政治的运作机制,诸如阶级斗争,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空间等等理论以及包括他独具特色的“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

  参考文献:
  [1]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Saunders,Peter.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86.
  [4]Stuart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rve.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
  [5]Henri Lefebvre,Rhythmanalysis.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4.
  [6]刘怀玉.西方学界关于列斐伏尔思想研究现状综述[J].哲学动态,2003,(5).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作者简介:吴宁(1966-),女,安徽桐城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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